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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黎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

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军事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多年来,史学界围绕运动缘起、政策制定、编制概况、作用意义等,进行过广泛研究。本文的重点,在于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对象,就其在这次从军运动中产生过哪些问题、进行过哪些思考、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青年从军后接受的训练和承担的任务等问题,做以尽量细致的梳理。[1]这一考察,既有助于弥补目前研究的某些薄弱环节,亦有助于通过这面镜子探讨中国教育界在此次运动中的若干特点,从而加强对全国人民实践抗战建国大业的认识。

中国青年远征军,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为适应军事形势需要而组建的一支特殊部队。这支以大、中学生为主体,装备现代化武器的军事力量,是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正面战场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在业已开展的青年学生从军动员基础上筹组的。

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10月中旬,“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决定征集10万人组建中国青年远征军,为此成立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嗣后,随着《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专科以上学校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规程》等措施出台,有关方面还决定了各省的征集名额,其中云南省2400名(男青年2100名,女青年300名)[2],西南联大的征额为100人。[3]

国民政府发动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既有战略反攻的考虑,也包含着应付紧急局势的性质。就西南联大所在的云南而言,1944年已不再是大后方了。豫湘桂大溃败以来,昆明街头处处可见从湘桂沦陷区疏散的难民[4],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形势的万分紧张。在此形势下,这年云南的双十节纪念主题紧紧围绕动员民众、保卫大西南。10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云南“握云贵的极峰,控中印半岛于一环抱”,今已成为国防工业重心,且为“仅存的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及中印公路之终点”,强调“谁控制云南,谁即控制西南及中印半岛”。[5]16日,《云南日报》复在社论中强调:云南“今日实已数面受敌”,保卫西南“是当前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6]11月24日,昆明《正义报》社论也重申龙云提醒云南要吸取广西教训,“不论男女老幼,不分本省人外省人”,人人要“准备作战”,“准备自卫”和“准备牺牲”。[7]

西南联合大学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0月下旬,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后,学校三常委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即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热烈拥护,积极响应。该电在目前各种有关资料中均未收入,故有必要公布如下:

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奉读钧座告青年书,不胜感奋,知识青年从军,增加抗战反攻力量,确立现代建军基础,关系抗战建国前途,万□重要,伯苓等当竭诚鼓励,尽力推动,并已集合全校教授,统筹推动办法。教授同人,切望此举发挥最大效果,曾贡献意见,以备采择。除另即奉陈外,谨肃电闻。[8]

几乎在三常委致蒋介石电发出的同时,学校于10月30日召开校务会议。会上,梅贻琦介绍了代教授会草拟的从军运动建议书,议决以快邮代电寄出,同时交各报馆发表。[9]10天后,蒋介石为督促成立“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致电梅贻琦,指示该委员会需“克日成立”,由“校长兼任主任委员”,并要求速将“组织成立情况径行电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备案”。[10]最高当局的训令,加速了学校从军征集工作的步骤。11月15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上,九项报告事项中有四项与从军征集工作直接相关。当时,有两名应征译员的学生离校出走,会议议决以“离职潜逃”之名,予以开除[11],显示了学校贯彻政府意旨的决心。

西南联大的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也是在这次校务会上宣布成立的,梅贻琦任主任委员,杨石先、施嘉炀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查良钊、郑天挺、姚从吾、陈福田、郑华炽、袁复礼、李继侗、伍启元、宁榥、阎振兴、马大猷、陈雪屏,总干事为郑华炽。[12]这些人中,梅贻琦是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常委,杨石先为理学院院长(南开校长张伯苓不在昆明时,其是代表南开参与西南联大工作的主要成员之一)、施嘉炀为工学院院长,查良钊长期担任训导长,郑天挺担任过教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不在昆明时,由其代表北大参与西南联大工作),郑华炽是物理系主任。鉴于这次从军运动规定由、三青团各负责征集5万人,故该委员会还吸收了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干事长、师范学院教育系兼公民训育系主任陈雪屏,和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书记、历史系教授姚从吾。[13]如此庞大阵容,反映了学校对从军运动的高度重视。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而成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六年历史上曾掀起过三次从军热潮。第一次出现在抗战初期,一些同学投笔从戎,或投身前线,或到敌后参加各种抗战工作。第二次出现于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协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部分外文系同学参加征调,担任英文翻译。第三次是为配合1943年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政府征调1944级体格检查合格的所有男同学,工作也是充任美军译员。这三次学生从军,第一次完全建立在自愿基础上,无须动员。第二、三次,因征调对象需熟练中英互译,故对象只是部分学生。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则不同,应征对象规定为凡年满18至35岁,受过中等程度以上文化教育,身体健康的青年,这就要求学校把征集范围扩大至全校所有学生。然而,同学们对这次从军运动的积极性,远不如前三次那么踊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在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是否是当前最急需要工作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抗战时期的最高国策是“抗战建国”,“抗战”是手段,“建国”是目的。可是,高喊多年的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一直停留在口号上,而所造成的各种腐败现象,却层出不穷,引起人们很大不满。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曾从政治开明的角度看待知识青年从军问题,认为目前“最要紧底是我们的政治上社会上,都需要立时有几件令人耳目一新底事”,这些事,包括抗战结束后的种种措施,“如开国民代表大会,施行宪政等”,而且这些“只是诺言还不够”,必须落到实处才行。只有这样,“易于疑”的青年人才能看到希望,“才能鼓舞他的精神”。[14]政治系教授张奚若的话更坦率,他希望同学们“不要盲从”,因为在政治未实现民主化之前,军队不可能国家化,这种现状下的建军,到头来只能被“独裁、低能、只顾一党之私”的私人利用,任何计划与好听的名词一到他们手里就全都会变质。[15]冯友兰、张奚若的认识,将青年从军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精英阶层从更高层次上对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的思考。

第二,担心青年远征军被利用为加深国内政争的工具,也是影响从军运动的一个障碍。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全国各个阶层的团结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可是,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共分歧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任何举措都难免受到质疑,而装备了最新式武器的青年远征军,更是容易被怀疑有可能演变成加强力量的工具。这种意识在素有“民主堡垒”称号的西南联大甚为流行,显然阻碍着学生们的报名热情。

第三,不能不说待遇问题也是一个难于启齿却欲罢不能的心结。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前一年,政府征调西南联大学生担任美军译员,他们在军委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受训时,每月津贴300元[16],结业后授予同中尉至同中校军衔,月薪450元至750元。[17]1944年10月,青年远征军开始动员的当月,政府增加译员津贴,每月薪津数额为:一级21400元,二级12283,三级11586元,四级9890元,五级译员9592元。此外,按年龄大小,每人每月还可领取四至八斗的眷属津贴米,按昆明区规定价格,每斗折合代金370元。[18]而加入青年远征军的西南联大同学,1945年2月2日领到的第一个月津贴只有区区50元。[19]此后,这一差距愈拉愈大,1945年3月1日起,译员津贴增加为受训期间每月8000元,[20]结业后在国内服务者一级月支15000元,二级13000元,三级11000元,四级9000元,五级8000元;国外服务者,分别为印币350、220、190、160、140盾(相当国币13000至6000元)。[21]而与译员征调同步征募的青年远征军,即使到了印度,每月津贴也不过1800元[22],与一般授予三级译员的西南联大同学相比,相差高达9200元。同为一校学生,同为参加抗战,待遇如此悬殊,难怪让人大惑不解。

以上三个问题,前两个是全局性的,后一个为经费来源不同所造成,均非西南联大之力可以解决。因此,学校只能想方设法在允许范围之内,开展动员工作。

西南联大的第一个努力,是通过启发教育,提高学生对建立新军与加强抗战关系的认识。目前有关论述介绍西南联大从军动员措施时,大都提到11月29日的全校动员大会,却很少提及大会前的五次演讲,而这些安排实际是全校动员的前期铺垫。第一次演讲于10月20日举行,演讲者为原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时任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的叶公超,讲题为“战时之英国”。从讲题推知,其内容应当包括英国战时动员,借以激励同学从军。第二次演讲于10月22日举行,讲演者为新编第一军高级参谋蒋镇澜。这次演讲未见报道,但不外乎第二次印缅作战的发动、进展、预测等态势。第三次是西南联大举行建校纪念周活动期间的11月13日,时逢三青团中央干事刘健群因公抵昆,学校请他做了题为“太平洋战局”的报告。第四次是11月17日举行的,由生于夏威夷,对美国战时动员了如指掌的外文系教授陈福田演讲“美国之战时青年”。[23]第五次演讲在两周后的11月28日,演讲者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霍揆彰的演讲亦未见记载,但应与22日接受昆明新闻采访时所讲之在腾冲、龙陵击溃敌日军五十六师团与第二师团的战况大致相同[24],目的与蒋镇澜演讲一样,亦是旨在激励同学们的报国热忱。这五次演讲,内容既有缅北、滇西、太平洋战场,也有英美国家的战时社会介绍,时间上也紧密衔接,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一次集中轰炸。

经过一番认真准备,西南联大罕见地停课两小时,进行全校总动员。11月29日下午,师生们齐集新校舍最大的集会场地北区东饭厅,聆听教授会指定的数位教授讲演。会上,梅贻琦首先致辞,劝勉同学们多加思忖,说:“假使现在不从军,则20年后将会感觉空虚。”继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治系教授钱端升向同学说:“现代战争是为现代化武器与现代化生产的战争,凡此均需现代化头脑现代化技术,此则非知识青年不为功也,故必须知识青年参加。现今最简要者,即期望知识青年直接参加战争,从军是也。”冯友兰教授的讲话,大意也是从现代武器必须由具有现代知识的青年掌握才能发挥作用。他说:“过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对拼的时期、艰苦的时期,已经由我们老百姓去担当了,际今最后关头而又有新式武器、新式装备可供应之时,知识青年应避免其应尽责任么?”另一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经济系教授周炳琳,则从青年对国家的责任讲起,认为同学们经常在壁报上发表意见和呼吁,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法律系教授燕树棠的讲演,内容也体现了这种精神。西南联大对这次动员大会寄以了很大希望,但会场反应并不强烈。这一沉默中,令没有安排发言的闻一多坐立不安,于是即席做了一番欲在鼓动人心的发言。报载其言云:“现在抗战已至最艰苦的阶段,知识青年此时实深应自动放弃不当兵的特权,而在抗战最后阶段更应负起责任。许多人谈民主,若自己本身去焉责任,尽义务,那才真正有资格谈民主,而知识青年军也就是线]囿于新闻限制,这则报导未能完整表达闻一多的本意,冯友兰的回忆则做有补充。他说:“闻一多发言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26]显然,闻一多的这番话,是站在青年人的立场上,从另一个角度阐发对青年从军的看法,其着眼点与学校的宣传口径,与动员会上诸教授的演讲,是有所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闻一多承认现实政治的专制和腐败严重阻碍了抗战发展,也不否认青年远征军有可能被利用为政争的工具,但是,正因如此,就必须对军队加以改造,而这个任务已落在了青年人身上。闻一多的即席发言,表现了他政治幼稚的一面,但其对知识青年从军的态度,则与学校是一致的。

11月29日的大会,是从军动员的一个方式,一些教授这时还主动撰文阐发个人认识。最早发表意见的是冯友兰,他在11月5日的昆明《扫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的文章。文中说:在这次大战中,日本必败是无可置疑的,“但日本的败是不是就是中国的胜利,这就要看中国配合盟国作战的成绩如何,这在国内国外的政治上底影响是至深且巨。政府于此时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以期配合将来盟军作战,这真是当前底切要之图。”接着,他从知识青年在黄花岗起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历史贡献,说到这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及亚洲战事随时都有急转直下的可能,如果盟军已经到了,我们又没有充分的部队与之配合作战,他们就不会等待我们,“若他们单独打败了日本”,却“未必就是我们的胜利”。而“我们的四大国之一的地位,是七年来死底人所挣来底,若因我们后死者的不努力,使已得底又失掉或更有别底失败,他们是死不瞑目底”。[27]冯友兰是从配合盟军作战的意义,分析知识青年从军的必要性,的确是一个颇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若真的抗战全靠盟国力量取胜,那么所谓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势将成为空谈。

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的《论知识青年从军》,则对支配中国知识分子多年的“好铁不打钉”观念进行了批评,认为国民服兵役国民的义务,知识青年是国民的一部分,当然不能例外,并且“正唯其有知识,在国民享有接受知识的更大的权利”,所以“理应更能了解与接受这种义务”。潘文中还举了一些国外的例子,说抗战初期一些英美人士不断歌颂中国如何维持大学,那是因为它们自己还没牵入战争的旋涡,等到战争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也不得把“好铁”大量拿了出来。今天,“英美的看法早因实际的需要而改变,我们却是一贯的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一面讲全民抗战,讲总动员,只是说说,一面始终把抗战与建国分做两截,分成两种人的任务,各不相谋”。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美国不断把知识青年军人向外输送,甚至一部分输送到中国,“而我们则不断地把留学生向美国输送”。潘光旦认为战争依靠两种力量,一是报国与敌忾的意识,一是作战的技术,既然以前的儒生可以将兵,为什么今日知识青年就不能当兵呢。潘光旦是位社会学家,习惯用社会学的眼光观察与思考问题,抗战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外的经验要借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都必须打破。在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时,潘光旦也没有忘记强调这青年军的性质,其言辞虽然不像闻一多那么激烈,却同样认为知识青年从军要以建立未来的新军为起点,这个“新”,不仅是武器装备的新,更应是质的新,唯有这样,才“进可以抗战,退可以作未来永久的国防的张本”。[28]

师范学院教授陈友松的《从军去!》,是被云南《民国日报》作为社论发表的。作为教育学家的陈友松,也很自然从教育角度论述知识青年从军的意义。文中,他对1937年日本军队63万士兵的教育程度做了一番统计,指出其中大学毕业者10215人,专门学校毕业者17585人,中学毕业者59508人,青年学校学生113162人,高小毕业者267663人,初小毕业者138299人,未入学而识字者952人,完全文盲者1925人。据此,他指出“可见日寇以前之军队几皆是知识青年,而我国军队可以说大多数是文盲”。接着,陈友松又论述了美、苏、英军队的素质,说这些国家的士兵“皆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他们的学校已一律动员化国防化了”,而且“美国的中学生已有百余万从军了,大学生已一半从军了”。经过这番对比,陈友松认为“知识青年从军,还有一种极大的时代使命,即是演习现代战争的新武器。没有科学素养和工程知识与技能的,是不容易把这一套日新月异的武器学来的。只会用还不够,要从根本学过来。国家此时需要你,最迫切的可以说,还不一定是要直接冲锋陷阵,是要你学了这一套传授与其他的部队。新武器的运用,是要有调试合作能力与效率之组织机构,与灵活泼之战略与战术来配合的,知识青年可能对此有极大的贡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双重使命,知识青年都要负着。”末了,陈友松慷慨呼吁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知识青年乎!报国于疆场的时候到了!搏浪沙沉燕市冷江湖侠士已无多,平生我亦书生耳,但未能甘牖下死!从军去!从军去!”[29]

冯友兰、潘光旦、陈友松的文章,分别从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形势需要、青年责任等不同角度,阐述了这次从军运动与建立新型军队的关系,强调了青年在此形势下有应有态度。这些宣传,避免了空洞说教,运用了说服方法,表现了教授们推动这次从军运动的良苦用心。

按照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部署,这次报名时间为1944年11月11日至30日,由于11月29日的全校动员大会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的学生当场还与师长展开辩论,因此到11月30日晚,报名人数仍不理想。不得已,学校将报名截止日期延展至12月2日正午。延展的时间只有两天,压力很大的西南联大当局,为扭转这一局面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

如前所述,薪津待遇是影响学生报名的一个因素,西南联大不可能改变津贴额度,于是从学业规章制度上进行减压,其办法是在教育部颁布的《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基础上,参照译员征调优待条例,制定适合本校的《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之学生入伍期满返校后其学业优待办法》。这项措施规定了学分上的优待,其要点为:“各年级正式生免修24学分”;“试读生免入学或转学试验改为正式生,并免修24学分”;“借读生免转学试验改为正式生,其在原校所修学分审核承认后,再免修24学分”;“先修班学生专修科学生免试升入大学一年级”。[30]可见,这一措施,除了规定从军各生一律免除一定学分外,并且对本不属于学校正式学生的试读生、借读生,以及预科性质的先修班、和二至三年制的专科生,也开出了颇具诱惑力的优待条件。24学分大致相当文科院系三至四门、理工科院系五至六门必修课的学分,但因各学系课题设置与各科学分多寡不一,故不易判断它究竟占有多大份量。值得重视的是,将非正式学生和专科生也纳入征集对象,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据有关档案,1944学年第一学期入学的试读生、借读生、先修班、专科生共431人[31],减轻这些学生的学业压力,自然是为了动员他们报名。这一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后来从军名单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类学生。[32]

西南联大另一个措施,意义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了从思想上解除同学们的顾虑,郑重向中央建议将青年远征军的性质确定为“国防军”。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校务会议代教授会草拟之意见书中,已有所表露。这份意见书是以西南联大教授会名义向中央提出的,初稿于10月下旬完成[33],但直到12月5日方经教授会议讨论通过。从起草到通过时隔一个多月,说明其内容几经磋商,字斟句酌。这个颇费周折的意见书,重点在于包括四项具体要求的建议:

三、关于提高知识青年军待遇一节,应对所有作战士兵,普遍提高,过去对于军需经理方面弊端百出,请予彻底改善。

四项建议的第一条是意见书的核心,它强调这支军队必须是纯粹的国防军,而“不参加党派活动”,是对“国防军”性质的再释,很清楚指的是不介入国共之争,保证青年军的“不党不派”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第二条建议明确要求“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并且“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四项建议的第三条,表面上说的是希望提高青年远征军的待遇,其实矛头所向直指克扣军饷等弊端。这一点勿庸讳言,因为即便是为美军服务的译员,也常为欠饷而苦恼。1944年11月初,军委会外事局局长何浩若承认“少数译员薪给,有迁徙数月未发者”。[35]次年2月,曾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昆明办事处主任的戴昭然亦说,“因种种关系,致颁发至军中服务译员,薪金多未按时领取”,致使译员“生活艰困”。[36]至于第四条“延用优秀后进军官”,实际上说的是希望唯才是举、一视同仁,同样包含着对现行体制下风行弥漫的任人唯亲之批评。这四项建议,说明同情学生的教授们,表明了青年远征军应“为国而战”而非“为党而战”的立场,这种态度,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同学们的犹豫,为动员同学报名产生了促进作用。

急剧险恶的形势,这时也客观上推动了学校的动员。12月初,日军先头小股部队占领西南大后方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独山。至此,平汉铁路南线与粤汉、湘桂铁路尽失,140多座城市及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落入敌手,日军侵占了居住着6000多万人口的20万平方公里国土。独山的失陷,置西南大后方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重庆党政机关纷纷向兰州、雅安派出先遣人员,准备搬迁,美元汇率的猛涨说明人人都做逃难的打算,昆明也“到处流传着没完没了的令人惶惶不安的谣言”,就连美国战时情报处和其他机构,也匆匆向非军事人员配发手枪,以便应付“不测事件”。[37]

战场的严峻形势,使青年人对国家的责任再次凸显,加之教授会站在国家利益上对待国内矛盾的立场,和政府当局迅速表示完全采纳的态度,促成了全校史无前例的从军热潮。报载:西南联大从军征集委员会以突击方式发动全校学生从军登记,“一日间之成绩,超过以前两周中登记人数之五倍”。郑华炽、陈雪屏教授自晨至晚,办理登记9小时,郑天挺教授“每隔半小时发出一张从军号外”。学生方面也张贴出壁报,为青年从军助威呐喊。12月3日,西南联大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者共187人,内中包括教授3人,助教2人,职员36人。[38]一些同学还用对联表现从军志向,李杏村同学的“投笔从戎,不让班生专美于前;闻鸡起舞,岂容祖士英名无后”,受到经济系教授赵迺摶的称道。一位姓竺的教师亦写诗赠予机械系同学邵长兴,诗曰:“邵子从军飞印度,万里长风快如何;兴邦乃是英雄志,胜利何妨再读书”。[39]学校领导的子女在报名中为人们做出了表率,梅贻琦的独子,1942年入机械工程学系的梅祖彦,此前已担任了美军译员;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次女、三女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了名。[40]他们的带头作用,不仅当时成为学校佳话,而且流传至今,一再提及。

西南联大从军报名的成绩令人振奋。1945年1月3日,梅贻琦在校务会议报告报名情况时说:“本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共318人,其中有因年岁不足或投考空军及译训班者共40余人应减除外,计检查体格合格者246人”。[41]不久,又有一些学生参加体检,使全校身体合格者达到266人。这些人,全部参加了军队,除75人或加入空军,或担任译员,或赴渝参加政训(按规定这些人亦列入这次从军运动范围),另有13名女青年待命入营外,其余178人进入昆明北校场军营,成为二○七师的士兵。[42]前文已述,西南联大在这次从军运动中的征额为100人,而学校实际从军人数为266人,大大超过了这一配额。为此,云南《民国日报》特发表专题社论,称该校澎湃汹涌的从军潮“是西南联大的光荣”,“真不辜负社会的殷望与推崇”,希望其他学校也如联大一样,“造出照耀全国的成绩”,“共享这个无上的光荣”。[43]

响应国民政府发出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西南联大八年历史上规模最广泛的从军运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其一,从学生方面说,大家认识到加强抗战与加强团结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青年人投身抗战义不容辞,但必须服从最高利益。就青年远征军而言,正如他们入伍后在一次辩论中所得之结论:“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这种信念,是同学们加入青年远征军的思想基础。其二,从学校方面说,在动员过程中既不放弃教育手段,也不回避现存矛盾,而是理解学生们愿望,认同他们的的理念,满足他们的要求。事实证明,正是动员方与被动员方的这种态度,保护了同学们的利益,促进了他们的报名积极性,使这次知识青年远征军征集工作得以圆满完成。

1945年1月28日,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沉痛的纪念日――沪淞抗战14周年。这天早晨8时,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在图书馆前集合点名,9时10分,分成八路纵队出发,欢送者包括常委梅贻琦,训导长查良钊,教务长杨石先,总务长郑天挺,三青团干事长陈雪屏,以及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教授、职员、学生,还有西南联大附属小学的学生。共约3千余人。队伍在第五军乐队前导下,经过文林街、青云街、华山西路、华山东路、圆通街等繁华街道,在省党部门前接受云南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赠送的书有“投笔从戎”、“闻鸡起舞”两面锦旗,然后向入营地北校场行进。沿途,燃放鞭炮,军乐吹奏,十分壮观,于10时左右到达入营地。[44]

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入伍后,全部被编入青年军第二○七师,但对他们的具体使用还未确定,故暂时编入炮一营补给连,军衔二等兵。2月4日晚,他们整队到达昆明南郊巫家坝机场。5日晨,在人们好梦方酣的时候,这批青年登上C46运输机。随着朝阳升起之际,飞机腾空进入云海,一直向西飞去,飞过银白色的雪山,穿过无尽的森林,中午时分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印度汀江。

在汀江,他们重新进行编队,大部分同学编入服务营第二连,简称“服二连”。服二连所在的团,原先有个“天声社”的团体,于是大家把“天声”二字加到“服二连”前面,号称“天声服二连”。这个时候,他们被确定担任汽车驾驶员,任务是学习驾驶技术,运送美军援华物资。接受任务后,他们于2月14日乘坐火车,穿过大片平原和无尽丛莽,前往设在蓝姆伽的汽车训练学校。

这次行程中,西南联大同学的良好素质得到了体现,无论是下车、登船、过渡、上车,他们都动作迅速,秩序井然,博得美军联络官“空前良好”的评语,称他们“胜过在那里经过的任何部队,英美的军队也算在内”。[45]当年从军同学,对此都记忆深刻,而殷福生保存的美军联络官赞扬他们的三个文件,更是有力的证明。后来改名殷海光的殷福生,在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中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分子。他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当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是国家培养从事高精尖工作的专门人才,本不在应征之列,但他在爱国激情感召下毅然报名,成为全校此次从军中的唯一研究生。下面,是被殷福生称之为“荣誉的证明”的三份文件原文:

��之铁道运输官对简立将军所指挥之部队行动印象极佳,彼等□此部队为所见部队,不论中英美中纪律最佳者。

一,本运输官自愿称道简立少将之部队,在本站换车时,所表现之优越行动与纪律。

二,换车之动作较一般部队更有秩序,所须之时间更为短少,显然在行动之前,一切均有周密之准备。

经过四天四夜的车中生活,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到达了蓝姆迦(Ramgarl)。蓝姆伽训练基地的正式名称为“中美蓝姆迦训练中心”(英文缩写“RTC”),组建于1942年8月26日。蓝姆伽是印度哈尔邦兰溪县的一个小镇,这里原有英国军队的一个营区,建有二十几座大营房,内设3万多个床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新编第三十八师退入印缅边境,英方同意将蓝姆伽的营房让给中国军队作训练营地,于是新编第三十八师从列多移驻这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改为驻印军总指挥部后也迁驻于此地。蓝姆伽地处哈尔邦中部平原,周围是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多沙砾,不宜种植,却是野战演习和实弹射击的理想练兵场所,因此成为中国驻印军的大本营和训练基地之一。[47]

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进入的是直属训练处领导的汽车学校,教官为清一色的美国人。训练使用的GMC十轮大卡车,是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专门用于长途搬运的卡车,为美国重整军备计划时决定使用的两款军用车辆之一,军方编号为CCKW-353。该车长6.93米,宽2.32米,不含帆布车蓬时高2.24米,最高时速每小时71公里,最大行驶里程为385公里,标准载重量2.5吨,具有力量大、越野性强、坚固耐用、易于维修及对各种困境的适应性等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配备不同型号的GMC卡车多达60多万辆。训练时,每辆车有三名学员,并配备一位中国人担任的助教。教学采取速成法,时间四个星期。至于课程,由电影教学与实地训练两大板块组成:影像教学主要教授汽车构造与驾驶原理,包括卡车性能、载重量、部件组成,各部件的作用、重量、规格,以及拆装、运行、耗油量等。实地训练包括原地驾驶、倒车、换挡等技术演示,和紧急故障排查、维修等。所有课程均与实战紧密结合,为的是便于战时应用。驾驶训练分别在设于郊野或山区的大大小小训练场进行,每个区进行不同的专项训练。汽车学校的训练十分严格,美国教官也非常认真,同样的错误若犯四五次,教官就要批评甚至警告助教,而学员跟不上进度就会被除名,三名学员中如除名两人,助教就被撤换。所以,无论是学员还是助教,都总是捏着一把汗。[48]不过,受过高等教育的联大同学不缺乏智慧和勤奋刻苦,不少人受训8天便掌握了基本技术,能够独立驾驶汽车。

如果前面说到的殷福生保存的三个美军联络官文件,赞扬的只是西南联大同学的自觉行为的话,那么在蓝姆伽受训中对纪律和服从的体会,则表现了他们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融会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光荣传统的西南联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民主与科学观念在师生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但是,在军队里,服从命令高于一切,这对习惯于思想独立、自由辩论的同学们来说,需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率领联大从军同学从昆明飞赴印度的简立少将,经常对强调纪律对保证作战胜利的作用,说: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没有纪律,军队就要解体,必要时,可以运用权力来维持纪律的尊严。不过,简立对纪律有更深层的认识,他认为服从纪律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内容”。因此大家必须从内心了解服从纪律对于军队生活的必要。有一次,他向大家宣读美国军人手册时,语重心长地说:服从命令的时候,要内心愉快的服从,而且要立即服从,立即接受。[49]这些话,虽然不能立刻改变同学们的习惯,但已渐渐开始适应。3月16日,受训中的西南联大同学给学校师长写了封长信,内中除了说到他们的紧张的生活外,特别说:“我们所感到的一切所不同的就是在校里一切让个性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而这里却只能是“有纪律的团体活动”。但是,军队是需要严格的纪律,这让他们认识到“在团体里每个人所享的自由,只是整个团体的自由”,因此“愿意在这两年的服役期中,每一个人暂时放弃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来换取团体的名誉与达到团体活动的最高效率”。[50]这些话,说明他们逐步意识到自己已身处军中,必须要完成从学生到士兵的转变。

西南联大从军同学的另一个感受,来自于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简立少将。简立早年就读于有基督教背景的金陵大学,后入中央军校第六期第一总队交通科[51]。到印度前,简立是第五集团军作战序列下的伞兵第一团(中国第一支空降部队,即昆明人都很熟悉的代号为“鸿翔部队”的伞兵团)副团长,军衔上校,少将军衔是组建青年远征军授予他的。西南联大的从军同学从入营第一天起,便和这位戴眼镜的将军生活在一起。由于特殊的教育背景,使简立养成了思想开明、虚怀若谷的作风,不久就赢得了大家的爱戴。殷福生曾对简立有一番生动的描写,说“他不是一个板起面孔的将官,在训练底场合之中,他是严格的,可是,在私人方面,他却是可亲近的。在公余的时候,无论是官长也好,或是士兵也好,全是一样的。他可以和你随便谈谈,由于他底常识□博和经验丰富,再加上他底性情率真,所以一谈起来,常常脱口而出,弄的哄堂大笑。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感觉到他是一位戴眼镜谈笑风生的儒生。”殷福生还说简立和士兵之间“有着一种自然而然的谐和”,说他很关切士兵生活,士兵有什么痛苦,可以随时见他。加上他态度开明,经济公开,所以“我们对他没有一个人不是心悦诚服的”,“在操场上,他是我们底长官,在操场以外,他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兄长”。[52]

和殷福生同时从军的王宗周同学,曾对军中生活多次表示不满,但他对简立的印象却极佳。称赞这位将军是个热情的人,很能吃苦耐劳,而且跑来跑去,什么事都管。“在汀江,因为同学挨了饿,他哭了,他自动地饿了一天,率领长官做饭”。这个团的天声社,也是他组织的,天声社下设的学术、康乐、消费合作等股,也全都交给同学自己负责。此外,他还鼓励同学们出版壁报和参加体育活动,还举办了几次演讲。王宗周还说,在蓝姆伽,是简立“声望最高的时候,也是汽一团的黄金时代。那时同学敬佩他,他也爱护同学,把那些饭桶长官都气死了”。有一次,团里丢了一双皮鞋,简立认为“百分之九十九是长官偷的”,但大多数长官认为简立侮辱了他们,主张全团大清查,清查的结果,果然是一个排长偷的。[53]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些,这使西南联大同学从简立的作风中,看到了中国新军的影子和希望,而这可能也是任命简立为团长的原因之一。

西南联大同学离开汽车学校时,中国驻印军为了运输美国援华物资,临时组建了几个汽车团,二○七师的两个汽车团成立最早,分别名为“汽车暂编第一团”(简称“汽一团”)和“汽车暂编第二团”(简称“汽二团”)。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的天声服二连,被编入汽一团。[54]汽一团的团长,便是受到大家称赞的简立,而这个团的团歌,也是简立创作的。多年后,邹承鲁同学还记得这首团歌的歌词:“男儿快意着先鞭,投笔从戎志最坚。出国远征何壮伟,飞越喜马拉雅山之巅。铁轮电掣机械化,利兵坚甲永无前。浪涛翻热血,勋业著青年。气盛吞三岛,雷辙震九天。祖国复兴,世界和平。惟我中华儿女,重任寄吾肩。”[55]

简立的个人情操和行为品格,在这支部队是个特例,而生活中经常遭遇的非军事因素干扰,则让同学们体验到军中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前文曾述他们在昆明集中时,连里组织过一次讨论,当时的结论是“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并且唯有民主的政府,才能保证我们的血不白流!”可是两三个月后,这个理想就破灭了。在蓝姆伽汽车学校,联大同学在国语、英语、讲演竞赛中都是第一,只有一次放弃了辩论,因为那次辩论的题目是“军队里需要民主吗”,联大同学很不幸,抽到“军队中不需要民主”。也是在蓝姆伽,杨宏道同学收到一分以西南联大全体同学名义通过的《国是宣言》,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就把它贴了出来,不料竟在半夜被宪兵架走。当同学去探视杨宏道时,看管者恶狠狠地说:“你要看吗?”甚至还声言“在蓝伽的奸党活动得到了线索”。后来他们到了雷多,指定他们住地是个曾经闹过很厉害霍乱的地方,营房本来已一把火烧掉了,可偏偏指定他们必须住在那里。

由于西南联大同学常常讨论国家大事,汽一团被人戴上“民主团”的帽子,这在军队无疑是个异类。时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曾说:“汽一团比霍乱菌还可恶,必须隔离”。结果,当他们离开蓝姆伽至雷多接受美军援华的车辆时,简立不得不把天声社解散了,原因就是长官们认为他们常常议论军队的黑暗,是“捣乱”集团。同学们为了抗议,特为天声服二连开了一个追悼会,会上还诵了祭文、念了经,甚至还用一首《树上小鸟啼》的歌谱,填入了愤懑无奈的歌词。歌词为:“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一帮学生,有书他不念。/投笔从戎,来把新军建。/环境恶劣,不容变。/到--处,碰--壁,/新军的新前途真是太暗淡。/不顾一切,直向前,/这里是天声服二连。//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初志未成,先被人改编。/诸位同志,多多吃饭。/一切闲事,莫用管。/倒--东,歪--西,/长官的命令,我们照着办。/明哲保身,不多言,/这里是汽车第一团。”[56]

当然,与其他知识青年远征军部队相比,西南联大从军同学的境遇还是强差人意的。有一天,从驻在密芝那的青年远征军部队跑来五个衣服褴褛的士兵,他们中一个是中央大学水利系学生,两个是铭贤学院的学生,另两个也是大学生。他们讲了在密芝那的遭遇,说:“你们真幸运呀,留在那里的同学,不知道怎么样了,又要自杀吧。”[57]这些话,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流泪。这种亲身体验,对于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的同学们来说真是太深刻了,服二连回国后,全连150多位联大同学,大多或返校复学,或转去当译员,打算继续留下来的只有二十几人,不能说与这种感受没有关系。

西南联大同学的上述体验,在知识青年从军实践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关于他们牢记知识青年的责任,任劳任怨,遵守纪律,出色完成各项任务,不必多说。需要强调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大多具有独立的意识和要求,习惯用普世价值衡量和对待身边发生的具体问题。能否使这支新型军队发挥作用,不在于讲多少大道理,而在于治军者的身体力行和表率作用。远征军组建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选择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简立、黄占魁为团长,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作为统治基础的各级官员,既没有放弃立场,也没有力行孙中山先生的“大公”。结果,深得人心的简立最终也无力对抗,不仅解散了亲手建立起来的天声社,还解散了天声服二连。对于西南联大从军同学来说,这不啻是一个精神打击。

3月26日,天声服二连的西南联大同学经过考试,全体毕业,无一人不合格。一位同学自豪地说:“这是汽车学校的创举,第一次由联大同学打破了他们的纪录。”[58]结业时的同学们有很多梦想,尤其是希望握起钢枪,至少留一张持枪照片。但是,长官们显然对这些思想“左倾”的同学很不放心,除了让他们执行运输任务外,根本没给他们使用的机会。[59]

4月中旬,中驻印军总部汽一团命令派出三个汽车连,将储存在蓝姆伽的军用卡车和物资,移交给驻加尔各答的英军物资库。这是取得驾驶合格证的同学们第一次接受任务,况且加尔各答不仅是印度最大的城市、英属印度的首府,和印度东部商业与金融中心之一,还有星罗棋布的哥特式、巴洛克式、罗曼式、东方式和印度-伊斯兰式建筑。由于大家都摩拳擦掌,想得到这个任务,不愿意挫伤大家求战热情的简立,决定举行全团大会,由各连连长抽签。抽中的连队欢呼沸腾,抛衣脱帽,马上整装出发。为了展示中国军人风采,接受任务的每位同学都将黄咔叽军装烫得笔挺,在一个星光明亮的凌晨,每人驾驶一辆装满物资的GMC军车,沿着蓝姆伽的森林公路,驶向比哈尔省宽阔的甲级公路,朝着东南200里的加尔各答进发。

这批车队是启程后的次日中午驶进加尔各达郊区的,然后减速通过下为火车道、上为公路的豪拉双层大铁桥。该桥长1.7英里,汽车在上面行驶,犹如穿行于云端,很是让人兴奋。进入加尔各达,在美军联络官带领下,大家把军用物资移交给英军物资库,完成了在印缅战场上的第一次任务。

在加尔各达,同学们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上的伟绩,显然大大增强了海外侨胞的自豪。在繁华的大街上,一些英国、印度士兵和百姓,也纷纷友好地向他们喊道:“支那巴布好!(中国先生好)”这样的任务还执行过一次,当他们再次到达加尔各达的4月20日,恰巧传来盟军攻克柏林、德国投降的消息,在一片欢呼声中,探照灯光交叉射向夜空,把全城照得通明。[60]

西南联大青年在远征军期间执行的最后一次任务,是驾驶美国援华汽车返回昆明。大约6月下旬,汽一团首先在雷多接受了美国援华的一批军用汽车,随即奉命分批开往国内。第一批车队有70多辆吉普车和十余辆卡车,由团本部、第四营、第一营第一连之一部240余人组成,美军菲特上尉任队长。7月6日,这支车队在团长简立和美军第四十七运输营营长克拉克中校亲自率领下,驾驶着满载军用物资带拖斗的崭新吉普车,沿着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的中印公路,奔向离开半年、情牵梦绕的昆明。

1059英里,在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同学们的心里是个永不磨灭的数字。当汽车驰过浩荡的缅甸第一大河伊洛瓦底江(中国云南境内称独龙江),驰过缅北一望无垠的平原,驰过奔腾的怒江,穿过江上的惠通桥。他们看到了横躺在密支那郊外满身是枪眼的列车,看到了许多战争遗迹。一个加油站旁边的高大指路牌上,写着八莫、昆明,还写着东京。这些,让同学们感到了一种艰苦中迎接胜利的乐观。

7月,是既炎热又多雨的季节,途中辛苦可想而知。车队经过八莫时,烈日当空,酷热异常,附近没有可供饮用的水源,只有一个积了雨的死水小塘,水浊得与泥浆一样。大家身染泥污,为了洗澡,步行三里路才找到一条清水河,但浴后回到停车场,又是满身大汗。伴随炎热的,还有蚊虫,他们大多没有蚊帐,不得不整夜受着蚊虫的骚扰,但第二天早晨6时半,又得驾车开拔。过了八莫,几乎全为山地,曲折如羊肠,偏偏天又下起雨,致使道路泥泞不堪。这种生活,直到过了南坎抵达中缅交界的小镇芒友,才有了篷帐和水管设备。

车队经过的地方,有不少是滇西战役的战场。在芒友,停车场旁有座“新一军三十八师芒友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公墓建在小山之巅,两个月前刚刚落成。一些同学拾级而上,到墓前致敬凭吊,与留在墓旁的三十八师部分士兵交谈。士兵告诉他们,三十八师就是在这里歼灭了日军主力,新一军与新六军也是在这里会师的。大家听了,不由对这些将士产生无限钦慕。[61]

7月11日,车队离开芒友,不久进入中国境内的畹町。此后的路面虽有一段铺着柏油,但路面坑坑凹凹,所过的桥梁也大都在日军撤退时被破坏。车到龙陵至土背间,降起大雨,大家蜷卧车中,衣服和被褥多被打湿,令人整晚苦不堪言。到达保山后,车队休息一天。此后路况有所好转,但天晴后又有尘土风扬,仍然遭罪不少,14日到达永平时大家几乎全成了泥菩萨。15日,车队进入云南驿,为了保养车辆,大家在这里又休息了一天。停车场附近没有水源,当地人纷纷提着水桶来卖,有的要100元,有的竟索价200元,真是让人咋舌。但是饮用和保养车辆都离不开水,大家只能任人敲拍杠。云南驿距昆明只有203英里,看到胜利在望,有的人兴奋过了头,结果上路不远就有人翻了车,车中三个人都受了伤。这是这支车队行军十余天来唯一的不幸事件,但驾驶员并非青年军士兵,而是从别的单位调拨来的。

17日中午,车队到达楚雄。这是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云南日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正义报》等主要报纸,都以热烈的文笔报导了汽一团第一批车队抵达楚雄的消息,有的还预测了次日进入昆明的时间。汽一团的战士们,更是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大家再次检修了车辆,把汽车冲洗的干干净净,换上整洁的军装。18日早晨,长长的车队如巨龙一般,向昆明滚滚奔去,于下午2时许到达春城。抵达昆明后,首先向SOS进行交卸,卸掉物资的车队,驻扎于昆明西郊的车家壁集结待命。[62]

前后13天的行程中,同学们克服困难的勇气不用多说,可贵的是,他们在经受锻炼和考验的同时,还表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勿需讳言,中国军队两次入缅作战,目的在于打通当时仅有的陆上国际通道,但史迪威公路的通车也被一些人当作发国难财的捷径。如有的部队把炮弹的火药倒出来,装进口红,甚至还有把整桶汽油倒掉,装入花旗袍和高跟鞋之类的紧俏货。西南联大同学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出发前组织纠察队,严格检查各人行装,“谁都不准带私货,多带一条手绢或一把牙刷,也要当场烧了”。这一措施为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名声,途中,汽一团的车辆经过检查站,一摆手就过去了。在中缅交界的畹町,有一个很大的检查站,负责检查的宪兵摸一摸他们的行李,说“你们好穷啊,连个箱子也买不起”。[63]宪兵的不解,反倒衬托了这些大学生的洁身自律。

汽车暂编第一团是青年远征军中最先执行驾车回国任务的部队,因而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7月18日,汽一团到达昆明的当天,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代表学校前往车家壁慰问。只见同学们个个体格强壮、精神弈弈,一改过去白面书生之态。队长菲特上尉一再向查良钊称赞汽一团的同学,说他们“秩序井然”、“动作迅速”、“充分表现了合作的精神”、“驾驶技术高超”[64],克拉克中校也说“彼等为前所未见之优良驾驶员,暨彼等有佳之守法精神,合作精神”。[65]7月19日,驾驶着160余辆汽车的汽一团第二、三批车队,分别于上午11时半、下午2时许抵达昆明。[66]最后一批即第四批,亦于20日到达。带队的美军军官,同样“莫不赞誉不置”。[67]

一直关注着这支部队的杜聿明,也于7月26日上午9时检阅了汽一团。简朴而隆重的检阅仪式,在碧鸡关的一个广场举行,汽一团在简立少将率领下,接受杜聿明将军检阅。[68]当时,兼任昆明防守司令官的杜聿明在讲话中透露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消息:汽一团将调往太平洋菲律宾组建海军陆战队,配合盟军攻打日本三岛。这个消息让大家异常兴奋,人人准备参加直捣敌巢、扬我国威的战斗。[69]

杜聿明检阅汽一团的第二天,7月12日从雷多出发的汽车暂编第二团,也在团长黄占魁将军率领下,经过16天跋涉抵达昆明。[70]庞大整齐的车队中,有西南联大的殷福生等同学。[71]

随着汽二团的归国,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全部返回国内,这就使西南联大能够召开盛大的欢迎大会。欢迎大会是7月29日上午10时举行的,地点在东食堂。那天,东食堂大门上横挂着红底白字的布标,上书“欢迎在印度受训青年返国参加反攻”,门旁竹竿上悬着串串鞭炮。这次大会极为隆重,不仅戴眼镜、长胡子的教授纷纷前来参加,有的还把太太、小孩也带来了。会上,大家先唱国歌,再唱校歌,接着梅贻琦致词。报载梅贻琦致词大意为:“(一)你们每个人都晒得黑黑的,身体比从前都要壮健,虽然耽搁了半年多的功课,可是增加了许多的实际经验和一部分与课业相联而有价值的训练。(二)今后军事的提倡,军政的改革,你们责任重大,中国军队,因为教育的问题,难于达到一定的标准,中级干部往往不能了解士兵,但学生一入军队,就成了士兵,即应该服从命令,我以为十八岁以上的青年都应该有一年以上的军事训练,每个人都是兵,随时可以动员自卫。”

继梅贻琦讲话之后,从军同学纷纷发表各自感想。有的表示“希望有新式武器的训练,获得新的现代的进步的军事教育,以满足他们初从军时美丽的理想,并获得很多的新知识,多多的贡献国家。”有的说我们是有热血有气节的大学生,为了尊重自己的人格,决不能利用机会甘趋堕落。发言中,也有人忍不住发泄了一些不满,如饮食上,每天只在下午5时吃一顿饭,其他时间只有干糙的饼干。待遇上,每个月的薪水不过1800元,还不够维持个人生活。大家的发言,像久离故乡的孩子,向母亲倾诉一切在外遭遇,千言万语滔滔不尽。[72]

师长们默默地听着同学们的发言,袁复礼、张奚若、冯友兰等教授的答词,只能说起勉励大家继续服务,不负参加青年军的初衷和学校国家期望的话。不过,学校对同学们的要求还是非常认线日下午,校务会议做出两项决议:第一项为:“汇集从军同学意见及实际情形,由本校建议蒋委员长请求改善,推选冯友兰、潘光旦、刘崇鋐、张奚若、闻一多、黄钰生、陈雪屏七教授起草,由冯友兰教授召集。”第二项为:“定期参观从军学生营地。”[73]可惜的是,教授会的建议没有见到原文,无从了解学校究竟提出了哪些具体意见。

教授会决议的第二项,于一周后得到落实。8月初,有消息说被改名为辎重兵汽车第十四、十五团(团长仍为简立、黄占魁)有可能接受新的任务,于是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训导长查良钊、文学院长冯友兰、秘书长沈履等九教授,于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前一天8月10日,专程至车家壁慰问从军同学。那天清晨,全体官兵齐集驻地大操场,简立团长致欢迎词。梅贻琦介绍了在场的各位教授后,发表了致词,一面“对该团过去光荣表现,尤深赞许”外,一面表示“对该团及国军待遇之改善,极表关怀,并谓已向政府建议”。冯友兰也以趣味隽永的言词,在会上做了致词。随后,一行人参观了青年军的营舍,进行个别慰问。[74]

汽一团改编为辎重兵汽车第十四团后,不再属于二○七师序列,直接由军政部统辖。而同学们也因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未能实现攻打日本本土抱负。为补充作战兵源而成立的青年远征军,自日本投降后便结束了其使命,“远征军”的名义也不复存在,仅保留“青年军”之称,但西南联大远征军所在的汽车团并未解散,一直驻扎在车家壁。12月1日,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发生,为了防止西南联大同学受其影响,辎重兵汽车第十四、十五团匆忙调往湖南。这两个团离开昆明时,留下来的同学只有二十几位,其余或回校复学,或转去做译员。邹承鲁、邢传庐等人先是转入译员训练班,一个月后便申请退役。[75]殷福生也没有待下去,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迫不及待离开部队,到重庆去了。[76]

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青年远征军,是中国知识青年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具体体现,它在补充兵员、改善军队素质、提高作战能力、满足中美英军队对日作战需要、保证战争顺利运转等方面的作用与意义,已有很多评论,无需重复。作为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学科最齐备、师资最强大、学生人数最多的西南联合大学,对这次从军运动的思考、认识和实践,均表现出与其他青年军有所区别的特点,具有典型的解剖与考察价值。目前,大陆对于正面战场的研究已日趋接近真实,同时也仍不免存在着注重宏观、忽略微观的缺欠。但是,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只有使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细节愈加清晰,才有可能对历史的认识愈加完整与深刻。由此看来,对于中国青年远征军的研究,还有不少问题有待开拓。

[1] 关于西南联大青年远征军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有专文。介绍性的文字有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修订版),但仅在第一编第十节“三次从军热潮”中用一千字做以简要叙述。(见该书第61至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在第十五章《考验的岁月》下之“联大加入抗战”一节,亦为一般描述,未单独介绍。

[2] 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1937-1945)》(增订本),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第359页。

[3] 1945年1月3日,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校务会议上报告中云:本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照原定应征人数100人”。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五次会议》(1945年1月3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501页。

[4] 1944年10月4日《云南日报》在《漫天烽火哀鸿遍野,至昆难民急待救济》报导到:“湘桂战争一起,难民辗转逃亡,由衡而桂而筑而昆,昆明已成最后终点,故难民至此者特多。近十日内即陆续至昆一百四十余名,平均每日约二十余名。”该消息还称:“霑益复到难民甚多,景况颇惨”,运送配置难民的昆明总站已派人前往视察“必要时即在该处设立分站”。

[5] 《加强奋斗,保卫云南》,《云南日报》社论,1944年10月12日,第2版。

[6] 《保卫西南与保卫云南》,《云南日报》社论,1944年10月16日,第2版。

[7] 《加速准备西南大战》,昆明《正义报》社论,1944年11月24日,第1版。

[8] 《智识青年踊跃从军,联大贡献意见以备采择,省征集委员会即将成立》,《云南日报》,1944年10月30日,第3版。

[9]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议纪录�第七届第二次会议》(1944年10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498页。

[10] 《蒋中正电梅贻琦关于组织“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事》(1944年11月1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670页。蒋介石的这个电报是发给有关各校的通电稿,非专给西南联大。

[1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第三一六次会议》(1944年11月15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359页。后,被开除的两个学生,一人已返校,一个加入战地服务团,故12月6日常务委员会议决恢复二人学籍。

[12]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第三一六次会议》(1944年11月15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359页。该会议记录未言主任委员姓名,但11月15日之《云南日报》及昆明《扫荡报》所载中央社消息,均云“由梅常委贻琦担任主任委员”。

[13] 陈雪屏与姚从吾在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和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的任职,见《西南联大“党义教学委员会”组织及授课情况》(1944年3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3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115页。

[14] 冯友兰:《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昆明《扫荡报》“星期论文”,1944年11月5日,第2版。

[15]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史(1919-1949)》(修订本),北京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第177页。

[16]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招考英语译员启事》,《云南日报》,1943年8月2日,第1版。

[17] 何宇整理:《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109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第213-214页。

[18] 《译员待遇再改善,自本月开始三级译员每月薪津万余元》,昆明《扫荡报》,1944年10月27日,第3版。

[19] 西南联大参加青年远征军的王宗周同学说,他们在昆明北校场入营后,于1945年2月2日领到半月军饷25元(见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来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第261页)。以此推知,他们入营之初的津贴为每月50元。

[20] 《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招考学员启事》,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3月17日,第1版。

[21] 《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招考学员启事》,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3月17日,第1版;《译员待遇调整》,《云南日报》1945年3月29日,第3版。

[22] 《联大征委会欢迎青年军》,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30日,第3版。

[24] 霍揆彰的演讲内容,见《远征将军昨抵昆霍揆彰畅谈滇西战场》,昆明《扫荡报》“本报专访”,1944年11月22日,第3版。

[25] 以上据《联大昨举行盛大演讲会,教授勉学生从军,每人应放弃特权尽责任义务,知识青年军是真民主的队伍》,昆明《扫荡报》,1944年11月30日,第3版。

[26]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出版,第349至350页。

[27] 冯友兰:《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昆明《扫荡报》“星期论文”,1944年11月5日,第2版。

[28] 潘光旦:《论知识青年从军》,《自由之路》,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1月出版,第134至138页。该文在目录中注明1944年,据文中“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近来(三十三年冬)大家在讨论与推进中的最大的一个题目”,故应写于1944年冬。

[29] 陈友松:《从军去!》,云南《民国日报》社论,1944年12月10日,第2版。

[30]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四次会议》(1944年12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0至501页。

[31] 据《西南联大历年各类本专科新生名录�卅四年度新生名册》,1944学年度第一学期,西南联大有试读生59人,借读生75人,先修班198人,师范专科生76人,电讯专科生23人。(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第341-357页)

[32] 据1945年1月29日昆明《扫荡报》之《本市各大学及专校从军学生昨晨入营,联大师生欢送同学至营门》消息中可辨认的名单,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之《西南联大历年各类本专科新生名录�卅四年度新生名册》相核,知1944年度入学同学中参加青年远征军的试读生有沈作汉、吴庆云、徐文俊、杨学淇、蔡其岳、刘建;借读生有孙世经、黄循悦、王大纶、邵长兴、童权通;电讯专修科生有李桐、颜道孚、谷子祯、李祖德等。

[33] 《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联大将上意见书,推定教授起草建议中央参考》,昆明《扫荡报》,1944年10月28日,第3版。

[34] 《联大全体教授会议决定,全校实施军训,在校教授学生一律参加,报名从军达三百零三人,中央采纳联大对青年从军建议》,昆明《正义报》,1944年12月6日,第3版。

[35] 《何浩若谈译员问题,决改善办法本月薪金本月发给,成绩优良者战后派遣美国留学》,《云南日报》,1944年11月7日,第2版。

[36] 《服务远征军译员外事局补发薪给》,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16日,第3版.

[37]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第383页。

[38] 《联大师生从军,昨竟日热烈发动,一日间报名近二百人,登记已截止不再延长》,昆明《扫荡报》,1944年12月4日,第3版。

[39]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1995年10月印行,第24页。

[40] 《联大梅校委子女三人从军,从军女青年今日体检》,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23日,第3版。

[4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五次会议》(1945年1月3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1页。

[42] 《联大今上课,从军青年统计办竣》,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19日,第3版。

[43] 《联大师生踊跃从军》,云南《民国日报》社论,1944年12月2日,第2版。

[44] 参见《联大云大中法从军师生昨入营》,昆明《正义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如茂:《风和日暖送入营》,昆明《扫荡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各大学从军员生三百余人昨入营》,《云南日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

[45]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来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第263页。该文原载西南联大除夕社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7月出版)。

[46] 殷福生:《新军中的新风气》(续),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4月11日,第3版。

[47] 据王及人:《从印度整训到反攻告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远征印缅抗战》编写组编《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第322页。

[48] 参见周文星:《文星、武星、报国心》,邓贤主编《在同一面战旗下》,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第79页-80页;黄书泽:《在兰姆伽的日子》,同前书,第90-91页。关于在汽车学校的学习情况,联大同学当年没有留下特别记录,王宗周的《“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忆》是对这段生活的最早记述,但内容多为思想感受。周文星、黄书泽不是西南联大学生,但他们的回忆,可补这一缺憾。

[49] 殷福生:《新军中的新风气》(续),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4月11日,第3版。

[50] 《联大从军员生致函母校师长》,昆明《扫荡报》,1945年3月26日,第3版。3月26日昆明《中央日报》亦以《联大从军青年由印度致师长一封书》为题,刊登了此信。

[51] 邹承鲁说简立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深造过(熊卫民《邹承鲁院士谈抗战时西南联大学生兵远征往事》,《南方周末》,2005年8月29日),但未见确切记载。

[52] 殷福生:《新军中的新风气》,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4月10日,第3版。

[53]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来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64页。

[54] 杨毓骧:《忆往昔》,邓贤主编《在同一面战旗下》,第233页。杨毓骧是昆明国立西南中山中学高中生,当时和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同在汽车暂编第一团。

[55] 熊卫民:《邹承鲁院士谈抗战时西南联大学生兵远征往事》,《南方周末》,2005年8月29日,自网上下载。

[56]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64、267-268页。

[57]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69页。

[58]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来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65页。关于西南联大同学是否全体合格,还有待考证。殷海光说他在训练驾驶过程中是第一批被刷下来的不及格的驾驶兵,得到的评语是“愚騃”二字,以致当别人训练的时候,他和另两个同样被刷下来的人只能闷在营房里谈论天下事。(见陈景平《殷海光传记》,陈鼓应《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线] 邹承鲁说:为了防止西南联大同学反抗,驻印军总部根本就不给他们发,邹承鲁本人运过很多军用物资,但直到抗战结束,也没摸到过自己的枪。(见熊卫民《邹承鲁院士谈抗战时西南联大学生兵远征往事》,《南方周末》,2005年8月29日)

[61] 以上据王德馨:《车队行车三千里--青年军自印驾车返国记》(续),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20日,第2版。该文刊于1945年7月19日、20日两日,但19日报纸未能查到,故归国初程至八莫间的情况暂缺。

[62] 以上汽车暂编第一团归国情况,除注明所引者外,主要根据《青年军赴印受训驾驶员一团第一批昨抵昆,二三四批亦将陆续返来》,《云南日报》,1945年7月19日,第3版;《赴印受训青年军,首批驾车返国》,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18日,第3版。

[63] 王宗周:《“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70页。

[64] 以上据王德馨:《车队行车三千里--青年军自印驾车返国记》续,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20日,第2版。

[65] 《青年军赴印受训驾驶员一团第一批昨抵昆,二三四批亦将陆续返来》,《云南日报》,1945年7月19日,第3版。

[66] 《青年军两队昨续抵昆》,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7月20日,第3版。

[67] 《青年军车队四批全抵昆》,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7月21日,第3版。

[68] 《杜聿明将军检阅暂汽一团,该团将接受新式武器训练》,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27日,第3版。

[70] 《赴印受训青年军,二批驾车返国,驻地安定后将请杜司令检阅》,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28日,第3版。黄占魁与简立一样,也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他于1930年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后入英国皇家军官学校、美国炮兵学校、美国参谋大学学习。1943年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谋,1944年任炮兵团团长,1945年出任汽车暂编第二团团长。由于目前没有发现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在汽二团的记录,故缺少对他的介绍。

[71] 殷福生离开汽车学校后,被编入汽车暂编第二团。(见陈鼓应《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线] 《联大征委会欢迎青年军》,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30日,第3版。

[7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十一次会议》(1945年8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8页。

[74] 《联大梅校委等慰问暂汽团》,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8月11日,第3版。

[75] 参见熊卫民:《邹承鲁院士谈抗战时西南联大学生兵远征往事》,《南方周末》,200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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